2013年，30岁的斯诺登曝光美国”棱镜计划”，揭示全球数亿网民的隐私正被系统性监控。这位年薪20万美金的情报精英，为何甘愿从英雄变叛徒？背后是技术天才对自由与法律的坚守，还是理想主义者的终极反叛？
2013年夏天，一个名字忽然在全球新闻中高频出现，仿佛凭空闯入世界舞台。那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秘密监控计划被曝光，不少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每天使用的邮箱、社交账号、视频软件，可能早就像透明玻璃一样，被人一览无余。而将这一切撕开口子的，就是当时年仅三十岁的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最早听说他的时候，还以为这只是又一个“黑客故事”。直到他现身镜头，讲出自己的名字和经历，外界才发现，这并不是一场网络闹剧，而是一场极其严肃、代价极重的政治风暴。也是从那一刻起，这个出身体面、收入不菲的情报技术人员，一脚迈进了“英雄”和“叛徒”这两种极端评价交织的漩涡里。
一、从军人家庭走出的“电脑天才”
1983年6月，斯诺登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若是单看家庭背景，很难把他和“泄密者”联系在一起。他的外祖父曾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担任将军，父亲罗尼·斯诺登同样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母亲则是马里兰州法院的书记员，姐姐在联邦司法系统任职。这样的家庭，说是根红苗正并不为过。
这类家庭，在美国社会属于典型的中上层。收入稳定，社会地位不低，子女教育资源也比较优渥。按一般常理推算，斯诺登只要循着这条路走下去，进入政府机构、在体系内晋升，一个安稳体面的人生几乎是板上钉钉。
他本人也确实不缺“资本”。智力测试显示，他的智商在145分以上，已经远超大多数普通人。再加上他自小对电脑表现出强烈兴趣，对编程、系统维护、网络安全这些枯燥的东西并不排斥，反而乐在其中。技术上的敏感与天赋，让他很早就走上了一条与“信息”“系统”紧密相连的道路。
有一点比较特别，斯诺登年轻时对东方文化颇有兴趣，自称信奉佛教，对日语、汉语、武术、日本动漫都颇为投入。他的这种“混搭”兴趣，看上去有些跳脱，却也从侧面说明，这个人并不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家庭模板”，在价值观上多少带着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游移感。
2004年前后，伊拉克战争如火如荼。斯诺登曾尝试加入美军，准备赴伊拉克服役。他给出的理由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解救伊拉克人”。这句话听上去理想主义色彩很浓，也暴露出他骨子里那种自认“站在正义一边”的姿态。只是训练期间他因伤退役，战争之路就此中断，命运顺势把他推向了另一条隐秘的通道。
二、进入情报体系：从中情局到国家安全局
如果说军旅生涯没展开，那么情报工作算是给了他另一个舞台。2006年，凭借出色的计算机和网络安全能力，斯诺登被中情局招募，成为一名技术型特工。与人们印象中那些潜伏在战场、街头的谍报人员不同，他更多的时候，是在机房和系统终端前，与代码和数据打交道。
中情局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懂技术，而且善于搭建系统、排查漏洞，还能处理复杂的网络环境。他先后在本土和海外岗位任职，还被派往联合国代表团等敏感部门，参与信息安全工作。2008年北约峰会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各国代表团的活动，也看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通过技术手段监听、通过金钱拉拢部分国外官员等等。
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国家服务”氛围中的人来说，这样的见闻未必完全出乎意料，但刺激一定不小。再加上他本身带有较浓的“自由—权利”倾向，对政府权力边界的敏感度要高于普通公务人员，这种反差埋下了伏笔。
2009年，他从中情局离职，却没有离开美国情报系统的范围，而是以承包商的身份，进入国家安全局相关项目工作。此时，他的雇主从机构变成了戴尔、博思艾伦等大型公司，但实质上仍在执行美国情报系统的任务。
这一阶段，他的待遇可以说相当优渥，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折算成当时的购买力，远远超出普通美国家庭平均水平，又有稳定工作和不错的社会标签。表面看来，一切都走在精英路线的轨道上。
然而，恰恰是这种工作，让他看到了更多系统内部的真实运作方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看到的越多，越容易适应，并把这一切视作“国家安全所需”；但对某些价值观强烈、对个人权利格外敏感的人而言，这些内容可能会变成无法忽视的刺。
斯诺登就是属于后者。他曾提到，自己更看重“法律与自由”的底线，不愿意一直为某些违反原则的行为提供技术支持。于是，一种矛盾感在他心中慢慢积累，以至于到了“非做点什么不可”的地步。
三、“棱镜”曝光：一场全球震动的引线
真正引爆世界舆论的，是他在2013年抛出的那批文件。
那年5月，他以“治疗癫痫”为由向单位请假，从夏威夷悄然离开，飞往香港。这个借口在当时并不起眼，技术人员在异地看病、短期离岗，不算罕见，单位也顺利批准。可谁都没想到，他的目的根本不是治疗，而是准备将手中掌握的大量机密资料交给媒体。
在香港，他与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等人会面，将长期收集整理的文件交了出去。这些文件，详细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合作实施的大规模网络监控项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后来被外界称为“棱镜计划”的系统性监控。
根据披露的信息，美国情报部门可以直接访问谷歌、雅虎等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获取用户的邮件、聊天记录、存储文件等隐私数据。同时，Microsoft、Facebook、YouTube等平台也在监控范围之内。这些平台遍布全球，对世界互联网用户的覆盖率极高。一旦被系统性接入，那么各国普通网民的日常行为，都难免暴露在监控之下。
更让人不安的是，监控并不只针对外国人。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显示，国家安全局每天收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国内电话记录，还通过技术手段监视海底通信电缆的数据流转。借助一个叫作“XKeyscore”的系统，情报人员能够快速检索各种网络活动痕迹，几乎可以随时追踪某个目标的在线行为。
这些内容被媒体分批披露后，震动程度可想而知。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发现，自己的领导人、企业甚至外交活动同样被系统性监控，引发了外交层面的愤怒和抗议；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以为“安全无害”的网络生活，其实早已置于强大监控系统之下。
当时有人形容，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水门事件”。用词是否精确暂且不论，但对美国国际形象的冲击确实十分明显。本来高举自由、隐私、民主旗号的国家，此时被摆在了审视台上，很难再对别人指手画脚。
斯诺登公开露面的那段采访，后来被反复播放。他说，“公众有权知道，以他们的名义，政府做了什么，又是如何针对他们的。”他也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美国境内走所谓“内部举报”途径——在他看来，美国对泄密者的法律环境极其严苛，《间谍法》可以轻易将他投入监狱，很难期待得到公平处理。
这番话不难理解。美国历史上多名泄密者都遭遇重判，几乎没有真正“安全落地”的先例。如果他继续待在美国，被捕入狱几乎是必然结果，案件审理过程很大概率也会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他希望唤起的那种“公共讨论”就无从谈起了。
四、追捕与流亡：从香港飞到莫斯科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斯诺登的行为无疑触犯了底线。机密文件数量具体有多少，外界至今难以准确统计，各国情报部门的估算也不一致。
按照澳大利亚方面的说法，他掌握了约1.5万份涉及澳大利亚的机密文件；英国方面认为，涉英文件多达5.8万份。美国国家安全局早期估算他拿走了5万到20万份机密，后来不断上调数字，有说法认为他接触到的机密数量可能超过170万件。再看五角大楼在2015年公布的一份文件，美国国防部估计，他从国防部系统中拷走了90万份文件。
这些数字有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具体数量是几十万还是上百万，对美国情报体系来说，这都是一场极为严重的泄密事故。美国联邦检察官在2013年6月14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罪名包括盗窃政府财产、未经授权传播国防信息、故意向无授权者传递机密情报等。任何一项都可能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
时任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斯诺登应当回国接受审判，并批评用“渲染”方式报道此案的做法。他的意思很清楚：泄密可以讨论，但该走的程序不能省。斯诺登当然没有理会这一呼吁，他清楚自己一旦踏上美国土地，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中。
在香港停留的33天里，他先是在酒店落脚，之后又被一些同情者转移到私人住所，以躲避可能的搜捕。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这场戏剧中——“维基解密”组织及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这个组织一向以曝光西方政府机密著称，早已与美国政府剑拔弩张。
听说斯诺登的处境后，阿桑奇出面协调，希望帮助他获得第三国庇护。维基解密不仅向斯诺登提供经济支持，还通过人脉联络厄瓜多尔等国，试图为他争取“紧急旅行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一位名叫莎拉·哈里森的维基解密成员陪同他行动，成为他离开香港的重要保障。
2013年6月23日，斯诺登从香港登上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外界原本猜测，他下一站可能是古巴或厄瓜多尔。不过，有消息称，当时古巴在美国压力下态度并不积极，厄瓜多尔虽然口头支持，却难以迅速落地。所以，当飞机最终停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时，很多人都是愣了一下的。
问题随即而来——他没有有效护照，美国政府刚刚吊销了他的旅行证件，他既无法入境俄罗斯，也无其他国家给出明确庇护。就这样，一个曾在美国情报体系中叱咤系统终端的高薪技术人员，忽然变成了“无国籍者”，被困在机场的中转区。
那段时间，机场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舞台。媒体排队守候，希望捕捉到他的影像；支持者从世界各地赶来，试图给他加油打气。有人问他会不会后悔，他淡淡地说：“已经走到这一步，后悔也没有意义。”这种回应听起来坚决，但背后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外人未必真正能体会。
俄罗斯一开始并没有张开双臂。总统普京公开放话，如果斯诺登想要在俄境内获得庇护，就不能继续公开损害美国利益。那时，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虽有博弈，却还没走到完全撕破脸的程度，克里米亚问题也尚未爆发，双方在某些领域的合作仍然存在。俄罗斯显然不愿因为一个泄密者，立刻升级与美国的对抗。
斯诺登则在各国之间四处投递庇护申请，数量超过二十份。中南美的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对他比较友善，公开表示愿意给出庇护。但现实问题是，如何安全前往这些国家，没有人能给出可靠方案。
最终，在俄罗斯律师库切列纳的协助下，俄方出于多重考量，于2013年8月批准他在俄境内的一年“临时避难”申请。他终于离开机场，走入莫斯科的城市空间，对外声称准备学习俄语、找工作、适应新环境。
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一刻，他算是摆脱了即时的抓捕风险。但从生活意义上看，他进入了一种更漫长、更模糊的状态。
五、在俄罗斯的沉浮：从焦点人物到慢慢淡出
走出机场之后，斯诺登的踪迹渐渐模糊。具体住址对外界保密，他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况几乎没有公开报道。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多是通过远程连线参加座谈活动、大学演讲或接受媒体访问。
经济上，他并非捉襟见肘。根据他的说法，部分支持者通过比特币等方式给他捐助，加上他出版回忆录、出席活动、参与演讲所得的收入，保守估计也有几十万美元。这种收入水平，在俄罗斯并不算低。如果只看物质条件，他不像是陷入贫困的人。
真正难解的是身份与归属感。对美国来说，他仍是被通缉的泄密者，相关指控从未撤销；对俄罗斯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利用价值的政治筹码，同时又是一枚不可控的“可疑人物”。在这种结构下，他几乎注定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社会。
有一些俄罗斯安全圈人士就公开表示，既然他能背叛美国，就有可能背叛俄罗斯，必须保持警惕。还有些阴谋论声音，把他看作美国故意送来的“棋子”，怀疑他在扮演某种深层角色。对于这些说法，他本人嗤之以鼻，但外界的疑虑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消散。
随着时间推移，舆论的关注点开始转移。新一轮的国际争端、技术革新、疫情等重大事件不断涌现，“棱镜计划”不再占据头条。新闻的节奏是残酷的，再轰动的事件，过几年也会被后来的素材挤到角落。
在这种背景下，他不得不尝试用新的爆料维持存在感。然而，后来的很多言论，明显与早期那种“系统性揭露监控计划”不同，内容越来越飘忽。
2013年8月，他就曾公开表示怀疑美国登月，甚至说“相信是俄罗斯率先登陆月球”。这一说法没有拿出有力证据，听起来更像是迎合某些阴谋论受众。到了2020年，他又谈到所谓“地底世界存在更高等文明”，引发舆论哗然。这类话题，已经偏向超自然、科幻甚至娱乐化，与他当年披露的监控系统机密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有人据此认为，他真正掌握的“硬货”早就发完了，为了维持热度，只能转向耸人听闻的话题。这种解读或许偏颇，但不得不说，他后期的许多言论，确实让不少曾经支持他的人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媒体对他的兴趣也随之下滑，报道频率越来越低，他的名字在全球舆论场上的出现则越来越稀少。
态度上，他对俄罗斯从未表现出热情。他曾在2021年坦言，在俄的生活“不是快乐的选择，只是不得不如此”，还直言不喜欢俄罗斯政府，对当地政治环境保留明显距离。对于一个自认崇尚个人自由的人来说，这种疏离感可以理解。但客观结果是，他既不能回到美国，又融不进俄罗斯，中间状态拖得越久，人就越像漂在半空的影子。
美国国内的评价也在变化。初期，仍有不少声音把他视为“吹哨人”，认为他的行为有助于推动对政府监控行为的审视。但时间一长，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倾向于把他看作“叛徒”，认为他的泄密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安全，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就曾公开讲过“他是叛国者”之类的话，表态非常强硬。
在这种双重挤压下，他曾在2015年释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如果能在公正审判的前提下，他“愿意回美国坐牢”。这话表面还有一点悲壮意味，背后透露出的则是疲惫。他非常清楚，自己不太可能洗白，但漫无止境地在异国停留，也不是长久之计。
一方面，他似乎对自己的选择不愿认错，始终坚持“不后悔”的说法；另一方面，从“愿意坐牢”的表态可以看出，他并非全然坚不可摧，对后果显然有自己的思量，这种微妙的矛盾，恰恰折射出他身上复杂的人性。
生活层面，唯一算得上稳定的，是感情。追捕和逃亡期间，他的女友琳赛·米尔斯没有选择抽身，反而毅然来到莫斯科陪伴他，两人在当地登记结婚。2022年，两人的孩子已满一岁。从个人角度讲，这大概是他在漫长流亡岁月中为数不多的“正向收获”。不过家庭温情并不能解决政治困境，他在国籍、安全、身份上的悬而未决，依旧摆在那里。
现在算一下，他已接近四十岁，仍然滞留在俄罗斯，法律意义上仍是美国通缉的对象，回国几乎等同于直接面对漫长刑期；若继续留在俄罗斯，则要承受环境上的隔阂与政治上的不信任。时间越往后拖，他的曝光度越来越低，新一代网络用户对他的名字也缺乏实感，很难再有当年那种“全球讨论”的盛况。
对美国而言，抓不抓到他，已不再是左右全局的大问题；对俄罗斯而言，保不保留他，也更多夹杂了象征意味。真正承担代价的，仍然只是他本人——失去祖国、失去行动自由、被迫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长期生活，同时看着外界的关注一点点消失。
如果把他的人生分成两段，一段是进入情报体系之前的稳步上升，一段是泄密之后的剧烈震荡，那么转折点无疑发生在2013年。那一年，他选择将机密公之于众，也等于亲手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几乎无法回头的位置。是“维护自由”的英雄，还是“背叛国家”的罪人，不同立场有不同答案。但有一点难以否认：随着时间继续向前，这个当年曾在世界范围制造巨大波澜的名字，正逐渐远离聚光灯，慢慢陷入一种被遗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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