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热捧“王安石政治经济学”
 
近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道高考模拟试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决定推行训政及地方自治。为此,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令其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教材之一”。据此判断,最有可能被“深切研究”的“王安石遗规”是
 
A.将兵法    B.保甲法    C.保马法    D.均输法
 
这道试题的设计很巧妙,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知识结合起来考察。不过其中涉及到的具体内容貌似合理,实际上多有讹误。
 
“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云云,虽然见诸好几本学术论著,但恐怕是以讹传讹。这些论著有的不注出处,有的注明是引自詹寿山《王安石之研究》一文,该文发表在1935年8月《河南政治月刊》5卷8期。这篇文章开头即说:“5月28日上海新闻报载蒋令熊式辉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并载其原文:
 
蒋委员长近电熊式辉,嘱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学,先将其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与方田均利、保甲裁兵诸政,切实研究。在暑假训练时,可作训练材料之一,并欲在赣设临川学会,专讲王安石之学,教厅现正筹设该项学会,请新旧学者,先行研究讲演。
 
熊式辉是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江西省政府公报》载其5月23日签署的公牍《奉委员长蒋电敕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学等因令仰遵照》,载蒋电原文如下:
 
王安石政治经济学不可不提倡研究,此乃为中国唯一之政治家,请兄等先将其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与方田均税保甲裁兵诸政,切实研究,在暑假训练时可作训练材料之一,而其浚黄河与清汴河更为豫省所应急切推理者,如恐个人研究不精,可请新旧学者先行研究讲演,或者江西组织临川学会,专讲王安石之学,以资研究也。其书可先看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之王荆公,即梁启超所著六大政治家之一也。又中华书局最近出版张居正传评一书,更不可不急阅也。
 
另外《行政效率》1935年第2卷第12期也刊载了《蒋委员长注意王安石学说》一文,所指亦为此事。

蒋介石电文
 
可见1935年蒋介石确实提倡研究王安石,但是并非电令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而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而且蒋并没有特别说明要研究王安石的哪一项新法,各项新法都在研究之列,统称之为“王安石政治经济学”。
 
公务员读物:熊公哲著《王安石政略》
 
不过蒋介石倡导研究王安石一事随后即和熊公哲大有关系。熊公哲(1895-1990),字翰叔,江西奉新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华北大学、江西心远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后赴台。(其生平见廖作琦《我所知国学大师熊公哲》,《传记文学》1998年1月,第72卷第1期)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首部学术专著《荀卿学案》,从中可窥见其旧学功底深厚(熊公哲注释《荀子》的著作近来在大陆出版,发行甚广)。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王安石政略》,其时任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主任。这个研究会是在蒋介石倡导研究王安石之后成立的,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邀请了十多位学者参与其事,而众人推熊公哲担任此责。熊公哲此时的职务是开封绥靖公署上校秘书,即为刘峙僚属。熊公哲在自序中说此书乃1935年冬天匆匆写成,之后河南省府将其付梓(按:署名为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委员会),以备公务员一时之需,1936年初内政部召各省县长、公安局长,聚之都城,讲习县市行政,遂加印《王安石政略》,加印时署名改为熊公哲,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王安石政略》一书
 
政界高官为《王安石政略》作序
 
《王安石政略》一书影响甚大。内政部部长蒋作宾、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分别为之作序。蒋序中说:
 
自海通以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之说,日腾播于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亦遂为时论所推重,较之前此之称誉安石,如陆象山、颜习斋辈,殆又过之。惟是安石锐意欲行之新法,所为权制兼并、均济贫乏者,果与现代之社会政策相吻合乎?其它理财足兵恤农兴学诸端,以视泰西诸国之新政,信能小异而大同乎?此又不可不详为剖析、以资研讨者也。
 
蒋作宾还肯定了《王安石政略》匡正梁启超以来诸家谬误,肯定其学术价值。
 
刘序中说:
 
介甫新政,大抵愤于有宋之积弱不振,锐意富强,其论理财,深致痛于兼并之豪右,以谓‘有财而莫理,则闾巷阡陌之人,皆得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虽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犹不可得。’其说与近世西人所谓‘社会主义’及先总理‘企业国营’之主张,实有同契。而其属行保甲,欲使举国知兵,用心尤为深至。
 
刘序还说熊公哲“自少好读介甫之书,欣慕其文词,久之遂通之其政术,尝谓介甫之道尝有得于《管子》‘轻重敛散之权’当操之自上之意”。
 
这两篇序文已将《王安石政略》一书特点予以介绍,其具体内容此处不赘述。刘峙序中说王安石的思想与孙中山的主张实有同契并非是空穴来风。孙中山曾宣称自己所讲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大同主义。1923年他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就说道:“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册,第472页)所以当时很多人也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思想关系密切。薛以祥《王安石政策之研究》(《财政知识》,1942年第4期)中说:“今日国父袭历史之思想,规抚世界之潮流,创为伟大的民生主义,实与王安石之思想,不无影响”。(类似的表达还有罗乃诚《国父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年 第6卷)
 
因蒋介石倡导,王安石研究成“显学”
 
除了熊公哲以外,各界对于蒋介石的倡导可谓之纷纷响应。1935年南昌印记印刷所出版了《王安石政事学说辑要》,这是一部资料汇编,收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言行录、变法本末纪事、学案、熙丰知遇录、荆公著述以及陆象山、蔡上翔等人称赞王安石的文章。

《王安石政略》一书目录
 
同年11月河南省的期刊《河南政治月刊》(5卷11期)刊发了关于王安石的系列文章:飞白《王安石之略传及其变法的中心目标──图强御侮》,静好书室主《王安石之时代背景》,李树芳《王安石的教育主张及其设施》,嵇文甫《从王安石变法说到中国历史上的无为思想》,马元财《关于财政方面之王安石诸新法》等等,对王安石及其新政进行了多方面的肯定。
 
此外,当时对王安石最为热忱的当属国民党上海党部所主办的《汗血月刊》。早在蒋介石的电文之前,1935年1月该刊4卷23期就刊发了歌颂王安石的一组文章,其中有杨康君《王安石政治思想的近代观》,公霭《临川学术之现代性》,刘鹤群《革命政治家王安石评述》,客杰《半山名迹考》,华文《临川政绩简例》等,还有一篇《王安石一生大事记》。汗血书店还于1935年出版了陈敏书的长文《王安石之政治思想整治措施及其政治态度》,作为汗血小丛书实干人物第四集题作《王安石》出版,并于1936年再版。
 
汗血书店、《汗血月刊》均是当时有名的右翼传媒,主张进行文化剿匪,宣扬德意法西斯主义。陈敏书本人就很热衷于法西斯主义,他所著的《王安石》强调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称赞他以“恩威兼施”的方式“攘夷平蛮”,很显然是配合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形势而进行宣传,他还特被称赞王安石的政治态度,对于通常被人们所批评的王安石刚愎自用,他认为这种倔强不屈的态度是政治家必须具有的态度,对于现在人们熟知的三不足精神,他不仅大加表彰,还增加了一条——“不顾人心”,他认为这“四不”体现出王安石刚敢果决之处,“此在古今之政治家中,绝少有安石之伟大魄力者”。对于变法所引起的民怨,他说“此不能归罪安石,宜怪人民不知利害。”其思想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1935年前后,在蒋介石政府的倡导下,中国社会对于王安石的推崇到了南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后此风延续数载。本文开头的那道题中所暗示的王安石保甲法,毫无疑问是当时研究的重点之一。而研究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等,以配合统制经济的提倡是当时另一个重点,此外还有军事策略等等。当时甚至有人说:“我国近年来的新政,大概脱胎于彼(指王安石新法)。”(见吴芳亭:《王安石新法之梗概》,《文友》194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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