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追捕与流亡：从香港飞到莫斯科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斯诺登的行为无疑触犯了底线。机密文件数量具体有多少，外界至今难以准确统计，各国情报部门的估算也不一致。
按照澳大利亚方面的说法，他掌握了约1.5万份涉及澳大利亚的机密文件；英国方面认为，涉英文件多达5.8万份。美国国家安全局早期估算他拿走了5万到20万份机密，后来不断上调数字，有说法认为他接触到的机密数量可能超过170万件。再看五角大楼在2015年公布的一份文件，美国国防部估计，他从国防部系统中拷走了90万份文件。
这些数字有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具体数量是几十万还是上百万，对美国情报体系来说，这都是一场极为严重的泄密事故。美国联邦检察官在2013年6月14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罪名包括盗窃政府财产、未经授权传播国防信息、故意向无授权者传递机密情报等。任何一项都可能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
时任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斯诺登应当回国接受审判，并批评用“渲染”方式报道此案的做法。他的意思很清楚：泄密可以讨论，但该走的程序不能省。斯诺登当然没有理会这一呼吁，他清楚自己一旦踏上美国土地，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中。
在香港停留的33天里，他先是在酒店落脚，之后又被一些同情者转移到私人住所，以躲避可能的搜捕。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这场戏剧中——“维基解密”组织及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这个组织一向以曝光西方政府机密著称，早已与美国政府剑拔弩张。
听说斯诺登的处境后，阿桑奇出面协调，希望帮助他获得第三国庇护。维基解密不仅向斯诺登提供经济支持，还通过人脉联络厄瓜多尔等国，试图为他争取“紧急旅行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一位名叫莎拉·哈里森的维基解密成员陪同他行动，成为他离开香港的重要保障。
2013年6月23日，斯诺登从香港登上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外界原本猜测，他下一站可能是古巴或厄瓜多尔。不过，有消息称，当时古巴在美国压力下态度并不积极，厄瓜多尔虽然口头支持，却难以迅速落地。所以，当飞机最终停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时，很多人都是愣了一下的。
问题随即而来——他没有有效护照，美国政府刚刚吊销了他的旅行证件，他既无法入境俄罗斯，也无其他国家给出明确庇护。就这样，一个曾在美国情报体系中叱咤系统终端的高薪技术人员，忽然变成了“无国籍者”，被困在机场的中转区。
那段时间，机场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舞台。媒体排队守候，希望捕捉到他的影像；支持者从世界各地赶来，试图给他加油打气。有人问他会不会后悔，他淡淡地说：“已经走到这一步，后悔也没有意义。”这种回应听起来坚决，但背后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外人未必真正能体会。
俄罗斯一开始并没有张开双臂。总统普京公开放话，如果斯诺登想要在俄境内获得庇护，就不能继续公开损害美国利益。那时，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虽有博弈，却还没走到完全撕破脸的程度，克里米亚问题也尚未爆发，双方在某些领域的合作仍然存在。俄罗斯显然不愿因为一个泄密者，立刻升级与美国的对抗。
斯诺登则在各国之间四处投递庇护申请，数量超过二十份。中南美的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对他比较友善，公开表示愿意给出庇护。但现实问题是，如何安全前往这些国家，没有人能给出可靠方案。
最终，在俄罗斯律师库切列纳的协助下，俄方出于多重考量，于2013年8月批准他在俄境内的一年“临时避难”申请。他终于离开机场，走入莫斯科的城市空间，对外声称准备学习俄语、找工作、适应新环境。
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一刻，他算是摆脱了即时的抓捕风险。但从生活意义上看，他进入了一种更漫长、更模糊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