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俄罗斯的沉浮：从焦点人物到慢慢淡出
走出机场之后，斯诺登的踪迹渐渐模糊。具体住址对外界保密，他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况几乎没有公开报道。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多是通过远程连线参加座谈活动、大学演讲或接受媒体访问。
经济上，他并非捉襟见肘。根据他的说法，部分支持者通过比特币等方式给他捐助，加上他出版回忆录、出席活动、参与演讲所得的收入，保守估计也有几十万美元。这种收入水平，在俄罗斯并不算低。如果只看物质条件，他不像是陷入贫困的人。
真正难解的是身份与归属感。对美国来说，他仍是被通缉的泄密者，相关指控从未撤销；对俄罗斯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利用价值的政治筹码，同时又是一枚不可控的“可疑人物”。在这种结构下，他几乎注定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社会。
有一些俄罗斯安全圈人士就公开表示，既然他能背叛美国，就有可能背叛俄罗斯，必须保持警惕。还有些阴谋论声音，把他看作美国故意送来的“棋子”，怀疑他在扮演某种深层角色。对于这些说法，他本人嗤之以鼻，但外界的疑虑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消散。
随着时间推移，舆论的关注点开始转移。新一轮的国际争端、技术革新、疫情等重大事件不断涌现，“棱镜计划”不再占据头条。新闻的节奏是残酷的，再轰动的事件，过几年也会被后来的素材挤到角落。
在这种背景下，他不得不尝试用新的爆料维持存在感。然而，后来的很多言论，明显与早期那种“系统性揭露监控计划”不同，内容越来越飘忽。
2013年8月，他就曾公开表示怀疑美国登月，甚至说“相信是俄罗斯率先登陆月球”。这一说法没有拿出有力证据，听起来更像是迎合某些阴谋论受众。到了2020年，他又谈到所谓“地底世界存在更高等文明”，引发舆论哗然。这类话题，已经偏向超自然、科幻甚至娱乐化，与他当年披露的监控系统机密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有人据此认为，他真正掌握的“硬货”早就发完了，为了维持热度，只能转向耸人听闻的话题。这种解读或许偏颇，但不得不说，他后期的许多言论，确实让不少曾经支持他的人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媒体对他的兴趣也随之下滑，报道频率越来越低，他的名字在全球舆论场上的出现则越来越稀少。
态度上，他对俄罗斯从未表现出热情。他曾在2021年坦言，在俄的生活“不是快乐的选择，只是不得不如此”，还直言不喜欢俄罗斯政府，对当地政治环境保留明显距离。对于一个自认崇尚个人自由的人来说，这种疏离感可以理解。但客观结果是，他既不能回到美国，又融不进俄罗斯，中间状态拖得越久，人就越像漂在半空的影子。
美国国内的评价也在变化。初期，仍有不少声音把他视为“吹哨人”，认为他的行为有助于推动对政府监控行为的审视。但时间一长，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倾向于把他看作“叛徒”，认为他的泄密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安全，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就曾公开讲过“他是叛国者”之类的话，表态非常强硬。
在这种双重挤压下，他曾在2015年释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如果能在公正审判的前提下，他“愿意回美国坐牢”。这话表面还有一点悲壮意味，背后透露出的则是疲惫。他非常清楚，自己不太可能洗白，但漫无止境地在异国停留，也不是长久之计。
一方面，他似乎对自己的选择不愿认错，始终坚持“不后悔”的说法；另一方面，从“愿意坐牢”的表态可以看出，他并非全然坚不可摧，对后果显然有自己的思量，这种微妙的矛盾，恰恰折射出他身上复杂的人性。
生活层面，唯一算得上稳定的，是感情。追捕和逃亡期间，他的女友琳赛·米尔斯没有选择抽身，反而毅然来到莫斯科陪伴他，两人在当地登记结婚。2022年，两人的孩子已满一岁。从个人角度讲，这大概是他在漫长流亡岁月中为数不多的“正向收获”。不过家庭温情并不能解决政治困境，他在国籍、安全、身份上的悬而未决，依旧摆在那里。
现在算一下，他已接近四十岁，仍然滞留在俄罗斯，法律意义上仍是美国通缉的对象，回国几乎等同于直接面对漫长刑期；若继续留在俄罗斯，则要承受环境上的隔阂与政治上的不信任。时间越往后拖，他的曝光度越来越低，新一代网络用户对他的名字也缺乏实感，很难再有当年那种“全球讨论”的盛况。
对美国而言，抓不抓到他，已不再是左右全局的大问题；对俄罗斯而言，保不保留他，也更多夹杂了象征意味。真正承担代价的，仍然只是他本人——失去祖国、失去行动自由、被迫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长期生活，同时看着外界的关注一点点消失。
如果把他的人生分成两段，一段是进入情报体系之前的稳步上升，一段是泄密之后的剧烈震荡，那么转折点无疑发生在2013年。那一年，他选择将机密公之于众，也等于亲手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几乎无法回头的位置。是“维护自由”的英雄，还是“背叛国家”的罪人，不同立场有不同答案。但有一点难以否认：随着时间继续向前，这个当年曾在世界范围制造巨大波澜的名字，正逐渐远离聚光灯，慢慢陷入一种被遗忘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