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有1160万，创下历史纪录，每五个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人失业。这一代人在日益繁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中国领导人希望说服他们接受一个不同的现实。

青年失业率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统计数据，因为它认为赋闲的年轻人可能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将包括习大大在内的逾1600万城市青年送去下乡。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失业的年轻人返城，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该党接受个体经营或国家计划经济之外的工作。

今天，党的宣传机器正在炮制年轻人靠送餐、回收垃圾、摆小吃摊、打鱼种田过上体面生活的故事。这是官方的“煤气灯操纵”（一种心理操控手段，使受害者产生认知失调，质疑自己的感知力或判断力——译注），试图转移政府政策破坏经济的责任，这些政策包括打击民营部门、施加不必要的严厉的防疫措施，以及孤立中国的贸易伙伴。

许多人在精神上也存在挣扎。上海的张女士去年毕业并获得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她投了130份简历，但没有获得任何工作机会，只拿到少数面试机会。她租住在一套三居室的九平米卧室里，以兼职家教为生，不到5000元的收入仅勉强糊口。

“前段时间情绪很糟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机器人，”她说，“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我不会感到无助，我不会感到无力，我不会感到沮丧、失望的话，我就会一直投一直投。”

但她意识到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问题超出了她的解决范围。她不相信吃苦那一套。

“叫我们吃苦就是要去掩盖当下国内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岗位减少的情况，”她说。和我为本专栏采访的大多数人一样，出于安全考虑，她希望只透露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些人希望只用自己的英文名。

政府传递的信息对一些人是有效的。郭是上海的一名数据分析师，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工作，他说他不想把自己的失业归咎于疫情或政府。他责怪自己缺乏运气和能力。

他取消了网络游戏和音乐的订阅。为了维持生计，他从去年12月开始送外卖，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最后，他一个月下来刚挣了5000元多一点。他辞职了，因为那工作太累了。

换句话说，他吃不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