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与参议员江西民政厅长魏斯炅在上海结婚（1918年））
 
要将这个问题解释明白，就要从中国色情产业的历史说起。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始于春秋时期的管仲，是他设置了“官妓”制度。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中国的色情产业，其实是始于洞穴时期。娼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行业，早在洞穴时期，男性原始人拿出一桃子，女性原始人心领神会，摆出姿势配合，完事之后，那桃子就是嫖资。当然，嫖资并不总是桃子，也许在更多的时候，是兽肉。
 
中华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原始的交易，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素有“脏唐臭汉”之说。“脏唐臭汉”是什么意思？它是说，这唐朝和汉朝，是中国人性观念最开放的时期，那时候的中国，色情业十分发达，因为那个时候“程朱理学”尚未问世，“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还不存在。汉唐时期的不少中国人，平日所寻思的，正是吃喝玩乐、诗酒女人。

（古代官妓）
 
比如说那著名诗人杜甫，他写过一篇《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诗文是这样的：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看到了吧？我们的伟大诗人杜甫，以及他的朋友们，和娼妓在一起，玩得多么文艺。杜甫竟然写过这样的艳情诗歌——“携妓纳凉”。你说，这逆天了不？当然，人们也许会说，那时候的娼妓是卖艺不卖身，但是谁知道呢？
 
后来程颐、朱熹一出，“程朱理学”（又称“宋明理学”）盛行，中国文化就开始偏执狂式地重视起了女性的“贞操”。但是，理学这种庙堂之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功夫，它往往只能约束读书人，在不读书的草民圈子里，色情业仍然是风行乡里，而且其经营手法，有时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谈》，此书描写了皇城郊区色情场所的“裸选”场景，其惊艳程度，远胜今日之荷兰性都阿姆斯特丹。原文照录如下：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上面一段文字，说的是什么呢？它说的是，在明朝的皇城郊区，色情场所林立，它们是怎么经营的呢？是将一群全裸的娼妓置于屋里，然后在墙上挖几个洞，故意给路边的青年免费偷窥。青年们把持不住，就敲门而入，所有全身赤裸的女子齐刷刷地站成一大排，任君挑选，选完即可“携手登床”。
 
所以你说今天荷兰性都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橱窗里的活人展示，在咱们明朝的老祖宗那儿，早就玩过了。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问题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当时身为“先进思想”代言人的革命党，为何没有禁娼呢？他们应该禁娼才对呀。
 
事实上，革命党闹革命，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而后来革命党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这些革命纲领，都没有包含所谓“妇女解放”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压根从来就没有真正想过要禁娼。
 
而一些革命党人，例如陈其美，本身就是当年江湖上的知名嫖客。这些人，当然不会热衷于禁娼这种事，在他们的眼中，当时有更重要的大事要做。

（陈其美）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重男轻女的，民间溺死女婴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使得旧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更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实上就是一夫多妻制。有钱人可以娶九房姨太太，而穷困青年则一辈子打光棍。光棍们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去妓院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