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一人重现一座城

遥想当年宫宇重重，再看如今荒草萋萋，王剑英不禁悲从中来。他意识到，这些国之瑰宝，若不抓紧考察研究，让它重见天日，过不了多久，连遗迹也将被毁灭。

为了揭开中都面纱，他向干校负责人张健（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做了汇报。张健破例同意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考察，还借给他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少了三米的大卷尺。此后多年，王剑英仍对此善举念念不忘，他常对女儿王红说：“如果没有张健同志的支持，《明中都》这本书就写不成。”

从1973年4月起，一位年过50的外地人，操着浓浓的吴音，到处翻砖头，搞测量，逢人就打听凤阳的历史传说，成了当地一景。

王剑英在测量石础直径

回忆起对王剑英的第一印象，凤阳县人大原副主任陈怀仁曾说：“只见满身灰尘的王先生身背相机、水壶，正用皮尺丈量明中都承天门遗址。不远处是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车旁边置一个化肥塑料袋，盛满了破砖碎瓦。当地干部背后嘲弄他，这个人是高教部‘五七’干校的下放干部，神经有点问题。”

虽然看起来像捡破烂的，但王剑英做的研究是高水准的。他根据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的传统规划思想，以及从明中都到南京、北京，明朝先后三个都城建筑格局的承袭规律，以“小心求证”的研究态度，实地勘察、考证，印证明中都城墙、宫殿和皇陵的位置、长度、间距。

缺乏测绘工具，他就围着宫殿和城墙绕圈，通过步数来测算距离。如果是较大距离，他就在车轮上扎上红绳，以数车轮转动圈数的办法测距。后来发现，他用“计步测距”和“自行车测距”土办法测出的距离，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结果完全吻合。

1973年国庆节期间，“五七”干校组织留守学员在安徽境内参观旅游。王剑英则利用这段时间，自费去全国各地查寻史料，以便与半年来的实地考察相互印证。

当时没有检索复印设备，许多重要古籍也没有整理出版，为了在海量文献中寻找有用的材料，他泡在图书馆善本室，抄录了20余本资料，“垒起来得有一米多高”。

王剑英的夫人陈毓秀在回忆这段时写道：

一度我们失去了联系，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南京还是在上海？住在南大招待所还是投宿哪个小旅社？或者已经回到了凤阳干校，白天骑着自行车啃着干粮咸菜走访社员，晚上开夜车赶写他的考察报告？

临近春节，“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大多回到北京过年了，仍不见到剑英的踪影。搬家不见人，过年不见人，他似乎把我和孩子们完全忘记了。

知夫莫若妻，陈毓秀知道，“他是把他自己忘记了”，在那种忘我的境界中，不幸和非议，与发现带来的震撼和喜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刘建桥是当时凤阳县文化馆唯一分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干部，他对“老王”早有耳闻，见面却是偶遇。

当时，王剑英正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与皇陵碑上的字一一对照。皇陵碑高达7米，碑文是竖排的，他每看一行，便从木梯上爬上爬下一次。几个来回下来，50多岁的人，已满身是汗，短裤背心全湿透了。

这一幕打动了刘建桥，几经波折，他把王剑英借调至文化馆，专职考察、研究明中都。研究凤阳花鼓的夏玉润就是这时在文化馆与王剑英相识的：

“那天，室外39度，屋内一无电扇、二无蚊香，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先生，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插在水盆里，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为了防止汗水湿透稿纸，他在右臂下垫了一块干毛巾。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地图，他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的情景，这一画面永远定格于我的脑际中，虽时隔数十年，恍如昨日。”夏玉润说。

从炎夏到隆冬，王剑英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为的是与扒拆遗址者赛跑：从1973年到1975年，是中都城遭受严重毁坏的多事之秋。眼看地面下的大桥一条又一条地被扒拆，西安门遗址下的木桩被吊起堆积如山。他忧心如焚，“担心材料还没写完，遗址倒先拆光扒尽了”。

即使是在撰写书稿最紧张的日子，凡是有单位请他介绍明中都的，不管路途远近，时间早晚，天气好坏，他都一律接受。只要听说城西公社水利工地开工，他必拍照绘图，拿出政策制止，讲述历史感化。

他的执着，看似无用，却让当地人逐渐改变了对“破砖烂瓦”的态度。一些机关干部得知遗址的新发现后，立即通知他，并陪同他一起赶往发现地；社员在遗址上挖掘出的龙瓦、凤滴水，也主动地送给他。

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终于完稿。凤阳县有打字机、打字员的单位，都愿意免费替他录入。由于经费问题，书稿最初仅油印了150本，一部分送至省、地、县有关部门及领导，一部分由王剑英带到北京，送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

很多专家熬夜读完了这本小册子，兴奋不已，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评价说：“《明中都城考》实实在在比箫洵《故宫遗录》叙述元代宫室的贡献还要大，使一座已经湮没无闻的明代中都重新复活了。过去我一直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的，现在才弄清楚原来连南京明故宫也是照凤阳明中都改建的。”

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重视。同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高度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1982年3月10日，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般而言，发现和研究一座城市遗址，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发现、勘察、宣传、摄像、考证、绘图、撰写研究报告，直至争取国家认证，往往需要一个团队，数年功夫。而王剑英却在非常的历史时期，在没有研究经费，没有测绘工具和仪器，没有合作伙伴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冥冥之中,父亲之前积累的历史学、考古学、考据学、地理学、地图学等多学科学养，似乎都是为了寻找、发现、研究明中都而积淀、准备的。”回想父亲当年与明中都的相遇，王红感慨道，“这是不幸中的幸运”。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