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长德特勒夫·普赫尔特（Detlef Puchelt）展示了一张盘式磁带录音机的照片，这台录音机曾被用作证物。© Christof Stache/AP

综上所述，2010年3月，高级检察官提醒法庭，乌尔苏拉被“活埋在一个盒子里”，暴露了“凶手的冷血和无情”。三名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确信马祖雷克有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由于缺乏证据，他的妻子被无罪释放。法庭上，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杀害乌尔苏拉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有个人并非如此。

审判开始时，法庭上几乎无人注意到米夏埃尔·赫尔曼。尽管他外表与众不同——灰色的头发梳成马尾辫，下巴上蓄着连鬓胡——但他并不张扬，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高中毕业后，他就到奥格斯堡学习教学，然后开了一家音乐用品商店，出售包括录音机在内的乐器和设备。他已婚，有三个孩子，还领养了一个。他喜欢看着孩子们长大，看他们分享对音乐的热爱，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了解乌尔苏拉遭遇的人有时会问米夏埃尔是否会因此担心自己的孩子，但出于某种原因，这并没有影响他。他也没有想过要自己寻找凶手，因为那是警察的职责。虽然他觉得生活很平静，但妹妹的死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未闭合的圆圈”。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出席这次审判给了他闭合圆圈的机会。虽然法庭上大多数共同原告都是被动的观察者，但米夏埃尔决定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角色。他不允许家人再次成为受害者。

审判开始之前，令州派律师感到惊讶的是，米夏埃尔要求查阅全部案件档案，这些档案足有数万页。审判的前几周，他晚上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停不下来地读完了6000页。

他对乌尔苏拉的记忆很深：他记得妹妹很活泼，但同时也很谨慎，有时很敏感，当一些同学屡次行为不端时，她会变得心烦意乱。但通过阅读警方的打印报告，他意识到自己忘记了1981年9月那段恐怖日子的许多细节，甚至忘记了在乌尔苏拉被绑架前的几个小时里，他曾辅导她练习钢琴。他觉得那段时间的记忆在大脑中断了档。

对米夏埃尔来说，有很多迹象表明马祖雷克可能犯了罪，但也有一些事情困扰着他。他不明白为什么法芬格撤销的供词之前一直被驳回，现在却被认为是可信的。从警方的档案中可以清楚地得知，法芬格酗酒严重。在拘留期间，他声称出现过幻觉。他一直不喜欢工作；他的前妻在2008年接受讯问时称他为“懒汉”，说他绝不会同意挖一个大洞。

法庭审理时发现法芬格的供词甚至没有署名；是几周后调查员凭记忆写下的。而且，和马祖雷克一样，没有DNA证据证明法芬格与绑架案有关。审判前，警方挖出了法芬格的尸体，但与几年前在证据中发现的基因图谱不符。

米夏埃尔最关心的是录音机。因为有音乐背景，他对声学和声音工程学有较多了解，他不理解如何能确切地将一台录音机与多年前的勒索电话联系在一起。就像检方指控的那样，即使使用这台盘式磁带录音机来录制广播中的叮当声，绑匪仍必须将录制的内容转移到另一个更便携的设备上，因为勒索电话是从付费电话亭打过去的。电话亭和绑匪家里的声音环境也会影响警方最终在电话线另一端听到并录下的内容。

米夏埃尔的律师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米夏埃尔告诉我：“律师说‘作为共同原告，你不应该这么做’。但我没有考虑惯例，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他给法庭写了一封信，称声学专家关于录音机的报告是“不完整的或片面的”。尽管不愿意，但根据法律，法官们必须在法庭上宣读这封信。